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社会 >
分享

  第二种公平观念认为,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消除它的分层性,我们观察全部的人类社会,包括原始部落,族长和氏族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分层社会也可以有公平。比如北欧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一种分层社会,但它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其实这些国家市场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差异性挺大,大老板的收入也挺高。但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福利、保障等各种调节机制把基尼系数调过来了。 这样就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平公正观点:

  结合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社会结构测量发现:农民中的一部分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地位上升了。对于这两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可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结构”的转变。

  从上图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已经类似于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即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而农村社会依然是“倒丁字型结构”,社会底层群体较大。

  ●农民工频繁换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渠道,地位很难提升。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的国家才能进步。

  ●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还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

  我们怎样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有所了解。中国党从建党之初就关注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例如当年写的著作,收录在《选集》第一卷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得很精采,这是他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理解。从这里我们意识到,不管叫什么名字,今天更多的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但是本质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利益差异问题。

  第二种公平观念认为,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消除它的分层性,我们观察全部的人类社会,包括原始部落,族长和氏族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分层社会也可以有公平。比如北欧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一种分层社会,但它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其实这些国家市场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差异性挺大,大老板的收入也挺高。但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福利、保障等各种调节机制把基尼系数调过来了。 这样就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平公正观点:

  第一,注重结果公平。我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分层和分层》讲到这个问题。你以为把经济调平整了社会就没有差异性?这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调经济结构就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但是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社会这个有机体特别复杂,随便动一动,最后发现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第二,注重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受新的公平观念,大体上我们把它叫做机会公平。如果看文件的话,、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都使用这样的概念。机会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是说:起跑线平等,给大家创造机会或条件,机会公平使得一个社会更有发展动力。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理念进步,就是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社会极其复杂,人们理念上都希望有一个特别公平公正的体制,但如果简单地把结果拉平,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分层状况呢?我采用2000年的五普数据做了ISEI(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出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图形,发表了一篇文章《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紧张》,大家看了以后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社会结构?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时人口的多数还是农民,有一部分人出来打工,但地位也较低。这种社会结构是非常不好的结构,可以说这是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称作社会结构紧张。

  我们还运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做了ISEI。 如果把这两个数据作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农民中的一部分通过打工、通过经营,地位上升了。对于这两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我称作从“倒丁字型结构”向“土字型结构”的转变。

  第一个是农民,他们在五普的时候是63.2%,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减少了16.71%。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中国如果想实现现代化,农民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无法实现现代化。六普的时候,原来的农民去哪里了?农民打工去了,而且打工部分数量特别大。比如深圳总共1千多万人,光打工族就占了一半,可见这在中国是大群体。另外,农转非也是农民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是体力劳动者,这部分变化较大。体力劳动群体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农民,五普比例9.8%,六普比例13.58%,上升了3.78%。前面说农民减少了16.71%,为什么这里又上升3.78%呢?要知道,过去是市民承担了一部分体力劳动,后来由于国企改革及各种转制,城市户口的人基本上脱离了体力劳动,农村来的人就把这块填充了。所以,农民加入城市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比3.78%要大,因为城市人口退出他们进入,这部分是替代的关系。

  第三个特别值得关注,即操作型技术工人群体的变化,五普是11.2%,六普只有9.8%,下降了1.4%。中国对于技术工人有极大的需求,为什么技术劳动者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呢?这就是大问题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即农民工的未来前景。

  农民工是各行各业中换工作最频繁的群体。另外,中国还有一个“民工潮”,即农民工春节前回家去,春节后又到城市里来打工。农民工频繁换工作,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渠道,地位很难提升。如果农民工永远是农民工,永远进入不了技术工人群体的话,社会转型就无法实现。这也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

  第四个群体是经营销售的白领阶层,变化也非常大。这个群体在五普中只占2.9%,六普中居然占到了13.34%,增加了10.44%,是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上升最快的。该群体对市场运营贡献非常大。所以,一个城市有了中小经营者才有活力。大资本的垄断如果过度,会断掉很多中小经营者、老百姓的活路。大型企业、大型垄断资本强调高度自动化,真正吸纳劳动力十分有限。因此,大部分人社会地位上升还是依赖于营销。

  第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处于社会下层的居民仍然数量很大,主要是农民的问题没有解决,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计算农村,只计算城市的话,中国城市确实是中产社会了。农村社会结构还大体上是倒丁字型的。目前的问题是,农村的劳动力、有能力的人都流失了,乡村没有发展动力,没有后劲。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到底怎么办,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巨大差异。中产阶层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城市里。而现在大部分的房产库存严重是集中在三线、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中产不足,多数居民消费能力较弱。

  大城市应该说社会结构已经现代化了,白领、创业者、大学生、各种劳动者、外来打工族之所以愿意在这里,就是因为大家在大城市好找工作。

  反过来,小城市留不住人,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荣形成很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世界各国也不太多见。美国也是巨型人口社会,少数大城市聚集很多的人,比如纽约。但是美国的小城市其职业结构也是现代化的,跟大城市的职业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大学生在小城市里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最核心的是东西差异。我们的数据把中国分成四块,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东北单占一块,因为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仅把东部和西部拿来作对比,对比东部和西部的中产阶层分布。我们看到东部 2005年收入中产比例是53.3%,到2013年上升成66.65%,也就是说东部总的来看还是一个发展比较正态的社会,东部的收入中产、教育中产、职业中产都在逐步扩大。但是西部就有问题了。

  西部在2005年的时候收入中产只有21.23%,到2013年更下降到14.37%,净流出,教育中产和职业中产也是这样,比例越来越小。这样的话,东部中产确实是一个正态的效应,但是西部就呈现恶性循环效应。越恶性循环就越没有中产环境,所以人才就越留不住,大学生去了以后又走了,不会在那个地方待下去。

  第四个问题是城市中户籍居民与外来打工族有巨大差异。对中国来说,户籍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地位流动的严重障碍。如大城市压缩外来人口、大学毕业生留城的人数,外来户籍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单位去工作,但是没有大城市户籍,他就必须考虑到将来一旦成家,生孩子了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关于财富分布,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分配,可以说分配得够均等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1988年0.382,1994年0.434,1997年0.4577,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不低于0.5的水平。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实际上,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也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阶层隐性收入很高。

  看待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数据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

  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得最好,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其实,美国也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有缺陷,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曾经想推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动,原因在于美国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政府如果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利益,社会的另一端就会反对。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因为美国社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这样,在均等化方面,显然与北欧有很大差距,但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确实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美国的例子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以前扩大很多,但是,观察多数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千万不要再翻饼了,一个国家受不了这么翻饼,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的国家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过来重新走,就是前功尽弃。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确实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最新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现出有一些下降的现象,至于这种趋势到底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

  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警惕。

  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盛行。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危险性在最近一段时间凸显了。尤其中国是一个长期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民众很容易被煽动。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平义的。这个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讲话也在提这个事情,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撕裂,这肯定是对中国有害的,所以要阻止这个东西。

  习总阐释“中国梦”时说“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李克强总理讲“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实际上都是在讲同一个问题:让每个人都有发展机会,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公平的体制强调的是起跑线的公平,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发展的机会都被某一个阶层垄断了,别的阶层没有机会,那显然是不公正的。这就涉及到代际流动的问题。

  代际流动是测量两三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看看父母一代与子女一代社会地位的变化,如果财富总被某些家庭代代相传,或贫穷的家庭总是代代贫穷,那叫做封闭的体制,或者称作阶层固化。反之则是开放的体制,开放体制强调不同阶层的子女都有发展的机会。社会学常常用代际流动率来测量社会开放度。

  对于地位流动也要客观地看,社会流动率高体现社会有活力,但是,过于频繁的流动,也体现出社会的无序。进入新世纪以后,从我国的流动率上来看,代际流动有所下降。

  第一,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比如,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性变得比较突出。很多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如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等,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这些产业。我们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新世纪比就非常明显,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门槛比较低,大家都可以竞争。

  第二,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如大城市的高房价,意味着有些人一次性把财富占有了,而年轻人、新来的大学生,再打两辈子工也不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导致了下层群体上升流动比例下降。与之相比,上世纪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收入层。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逐渐形成。今天中国明显产生了阶层的生活区域。城市中,因房地产差异造成的阶级区隔正在形成,不少城市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之分。

  另一方面,阶层生活方式的形成,也使得一个社会从过去的无序走向有序。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句话,火车、轮船有一等、二等、三等的座位,确实有差异,但只要能让旅客们能够随时上下,这个秩序就会很稳定。火车好比是一个分层的社会,这个社会只要有流动,就有地位变化的机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加强。例如各种高层社会网络的形成,当然,底层文化也有形成和认同的现象。这对于社会秩序是有威胁的。

  从以上分析发现,中国阶层还是有固化的趋势。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建设还没有完成,未来还要做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前面测量出的中国结构,无论是“倒丁字型”还是“土字型”,都是底层比较大。如果底层不断提升,最终变成橄榄型社会,中国现代化转型就完成了。但是,毕竟下层、中下层部分太大,农村还有44%比例的人口,那也有6亿多人,再加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2.7亿,这样一算起来,后面要推进结构性转型升级的任务还很重。

  第一,一个社会的结构是产业结构设定出来的。中国面临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这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意义非常大。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就能够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这个转型不仅是资本的转型,更重要是人的转型、人才技术的转型。最核心的还是要培养出能够适应新的产业结构的技术人才、技术工人。而人的转型、人才的转型需要时间和耐心。

  第二,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中国未来三十年面临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城镇化。我们一般说,中国正在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什么样比例的城镇化才算是完成现代化转型呢?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现代化十项指标提出,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要占到70%以上才是现代化社会,城市人口比重要超过50%。我们如果将外来打工族也计入城市人口的话,应该是达到这个指标了,但是,我们知道外来打工族、外来农民工还没有真正市民化,真实的城镇化率、户籍市民化率也只有30%,所以,我们后面的任务还很重。

  第三,农民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干部、教授等阶层都有晋升的渠道。但是农民工打一辈子的工也不知道怎么晋升。其实我们确实也没有给农民工创造比较顺畅的晋升渠道,这是大家要思考的。

  李克强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工匠精神”。中国社会应该尊重匠人、技术工人、手工艺者。在中国,把所有专业人员加上所有技术人员合计,在整个人口普查中仅占7.1%,这部分人在经济发达体的国家里占比接近50%。所以,推进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

  第四,关于收入分配调整,前面讲过,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处于高位,所以,还需要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调整。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也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现在提出,“十三五”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即2016-2020年要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2020年覆盖全部的城镇常住人口的保障,难度是非常大的。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建设起步比较晚,蓄水池里的养老金蓄水的时间还比较短,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到来的速度在加快,对于这些都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第六,教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社会地位上升最为正规的渠道,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产阶层的摇篮。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来的这部分高校毕业生,能顺利升成中产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高校毕业生都倾向于朝大城市流动,他们在小城市也确实难以找到适合自己所学专业的工作。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大城市又排斥他们,一线城市有明显的排斥政策。

  所以,虽然教育是培育中产的机器,但是,中产地位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很多社会机制的建立健全。我们应该为更多人进入中产创造更多的渠道,否则社会永远是一个分化的社会。

  第七,市场准入与中产社会。总的来看,中国社会在过去这些年通过市场进入中产这一块是最顺当的,证明市场还是很有效的。通过市场进入中产,目前有一个问题,该群体社会地位不稳定。李克强总理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城市不要一天到晚驱赶那些小商铺打击他们,其实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这是符合国情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巨型企业其实雇不了多少人,垄断企业包括现代化生产线吸纳就业人数并不多。而就业人数最多的就在小资本雇用、在市场营销这一部分。为什么是中产社会?因为就是中小资本极其普遍,一个社会必须要容纳中小资本,让中小资本成为社会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总是被大资本垄断,就意味着少数人占有的财富太大,大部分人难以从中获益。

  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实现中产社会,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呢?根据我们预测,大概到2040年的时候,我国白领劳动者将首次超过蓝领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占到52%,到2050年的时候,我国的白领劳动者,也就是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经营销售商业销售人员加起来,大约占全体劳动者的60%。那时候,终于就能实现以中产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本文系作者近期题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演讲稿整理而成)

  李强使用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

  李强使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中国社会是“土字型社会结构”,其总体特征是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

  橄榄型社会,也叫做纺锤型社会,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叫做“中等收入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周云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