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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广州市发生了一起外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咬伤中国医护人员的事件,该事件已经广州警方立案调查。当时,这名尼日利亚籍的47岁男子拒绝抽血检查,试图强行离开隔离病房,因上前阻拦,遂将其推倒,对其殴打并咬伤其脸部。警方称将立即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事件引起公愤。很多人甚至将其上升到外国人欺压中国人的层面上来。在此之前,坦桑尼亚籍男子返京拒绝集中隔离,青岛外国人插队还说“中国人滚开”等事件也引起众怒。虽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一起起外籍人士在华嚣张跋扈的事件,一幕幕外籍人士对中国人蛮横无理的情景,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对于外国人耍横,如何“一视同仁”?

  顾问:就外籍人士在广州咬伤医务人员这起事件来说,从警方通报的情况来看,您怎么判断这起事件的性质,属于什么类型的矛盾?只是因为性格脾气或文化冲突引起的个案吗?

  常健:这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他已经被确诊为新冠病毒阳性,还去咬伤别人,不仅对他人构成伤害,而且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这已经涉嫌刑事犯罪,需要司法介入。但是,要防止对这种个案予以过度渲染。外国人在中国违法乱纪的现象毕竟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不能以偏概全,用少数个案否定整体,更不应挑起仇外情绪。不过,个别事件还是得引起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对外开放,国外人员往来频繁。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属于工作性质,有些是长期居住,还有跨国婚姻等一系列情况。如何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对外国人依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顾问:咬伤医护人员的肇事者是尼日利亚籍,这也令公众的关切延伸到在华的非洲裔人口,众所周知,广州就有不少非洲裔人口,当地对其管理力度如何?

  常健:过去中国是欠发达国家,中国人移民到发达国家被认为会分享所在国的福利和就业机会,因此,中国人出国会受到目的地国家的严格控制。经过改革开放和人民的努力奋斗,现在中国已经晋升为中等收入国家,很多外国人包括非洲裔人口选择到中国来打工和居住。特别是广州,非洲裔人口引发了相应的管理问题。过去我们在入境管理方面的制度不是特别健全,而且在对一些国家移民的管理上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难,个别入境者入关后销毁了个人的身份证件,被查出违国法律后无法确认其确切国籍,难以将其遣送回国,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在口岸管理上更加严格,实施更精细化的分级分类管理,确保正常的来华人员入境,严格限制和阻止各种非法移民。

  顾问:在处理外籍人士违法犯罪或乱纪的问题时,往往会遇到语言障碍或文化隔阂等问题,执法人员要做到一视同仁,能否克服这些技术上的障碍?

  常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原则。中国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人,而且同样适用于来华的外国人。外国人来到中国,必须入乡随俗,遵守中国的法律。在中国境内侵犯他利、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人,必须依法受到处置,否则不仅对中国人不公平,而且对绝大多数严格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人也不公平。当然,在强调一视同仁和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到外国人的一些特殊需求,比如语言不通,这无疑会增加执法难度。因此,对外籍人士执法,需要提供语言翻译方面的帮助;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则不仅需要配备准确的翻译服务,还得提供律师为其进行辩护。此外,对一些外国人的执法,还会涉及国家之间的相关协定,需要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并获得协助,处理过程会更加复杂。因此,在合理范围内的审慎和权衡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应将其视为不平等或差异对待。

  顾问:中国人到海外或者迁居到他国,往往谨慎小心,不仅不惹事,而且还入乡随俗,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们通常也对其礼让。但是,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似乎都有心理上的优越感。这是不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常健: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的确,中国人到了美国或者欧洲,大部分都守法,但不守规矩的、弄虚作假的也有,比如在餐馆打黑工的、不交税的,每年被移民局遣返的也有不少。只能说,各国的法治程度不一样,习惯了母国法律环境的人到了新的国度,旧的习惯或惯性仍然保留。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守法程度也存在着差异,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公民到中国来习惯于守法,但是,也有一些在自己国家就经常违法的人,到了中国同样会不守法,而且还自以为有优越感,利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让为所欲为。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法治程度与中国存在一定差别,文化又比较自由开放,这些国家的人到中国来,就感觉受约束,个别自制力特别差的人甚至目无法纪、蛮横粗暴。我们绝不能从种族主义角度去看问题,我接触到的很多非洲裔朋友都非常尊重法律,自觉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华外国人违国法律,就应该依据中国法律受到处置,该遣送的就遣送,该治罪的就治罪。

  顾问:将来势必会有更多外国人到中国长期居住甚至入籍,在引进外国人才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增加相应的标准,比如对外籍人才道德品质的把关?

  常健:中国过去欠发达,不是外国人愿意入籍的地方。现在发展了,中国成了一些外国人迁徙的目的地。在此过程中,道德的维持需要制度的保障,当然,如你所说,对移民也应该有道德和文化的考量,但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比如,对于曾经有违法记录的必须严格限制。中国有自身的道德标准,各国也有,比如我最近到美国去,就被要求填写一堆问卷,其实就是道德审查,是用该国的价值标准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考量,否则对社会安全甚至安全都会构成威胁。但如何做到合情合理?既不构成歧视,也不影响对外开放,这是需要设计的。文化的交流需要求同存异,难免相互碰撞,我们应当权衡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与维护社会道德、公共秩序和,不能只考虑一个方面。

  顾问: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很多时候,普通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目无法纪的现象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乎也不知所措。全社会是否也应该加强一种文化的凝聚力,对其形成一种压力,使其入乡随俗?

  常健:目前,我们的文化氛围正在改变。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屡受外强侵略,反思之中,认为是文化有缺陷,制度有缺陷,于是,一两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向国外学习,对国外更多是仰视的心态。今天,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和强大,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正在树立,这就是以来强调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向国外学习的同时,我们融汇各国的长处,经过咀嚼消化,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媚外和仇外都不是自信的表现。文化自信首先是相信自身文化的生命力,相信其不仅能够维持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能对世界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文化自信也表现为以包容的心态吸收不同文化于我有益之处,特别是那些在危机关头引导全人类战胜危机的理念,这些理念也将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和共同价值。有此心胸,我们才能形成文化凝聚力,让世人懂得敬畏,让那些行为不端的外国人不敢再将中国视为胡作非为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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